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跨文体成就比较(2)

【来源:光明日报】

批评家们在明清时期还将同一作家笔下所有文体的创作成就加以比较，从而排出序列来。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中这样评价陈师道:“词不如诗，诗则绝句不如古诗，古诗不如律诗，律诗则七言不如五言。”这种思路如果借用数学中的不等式来表达的话，可以看得更为清楚:(陈师道)五律>七律>五古、七古>五绝、七绝>词。明代王世贞也认为:“永叔、介甫俱文胜词，词胜诗，诗胜书。子瞻书胜词，词胜画，画胜文，文胜诗。……鲁直书胜词，词胜诗，诗胜文。少游词胜书，书胜文，文胜诗。”(《艺苑卮言》)王世贞的评判也许并不公允，起码黄庭坚的诗就更胜于他的词，但却体现出试图总体把握作家创作成就的一种努力。

文学中的比较本来就无法脱离主观性，批评家各有所好，评判的高下肯定不尽相同。对于跨文体创作成就的比较而言，主观性似乎更强，不同的读者会有完全相反的看法。王称《书舟词序》中有这样的记载:“程正伯以诗词名，乡之人所知也。余顷岁游都下，数见朝士往往亦称道正伯佳句，独尚书尤公以为不然，曰:‘正伯之文过于诗词。'”有时这种比较得出的结论会显得荒唐可笑，如钱振锽认为“杜五律胜七律，七律竞无佳者”(《谪星说诗》)，与杜甫的创作实际和诗歌史上的定论完全相反，真让人怀疑他的诗学眼光。具体到作家本人，也可能表示不认同社会上的普遍评价。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讲道:“张东海汝弼草书名一世，诗亦清健有风致。……尝自评其书不如诗，诗不如文。又云大字胜小字。予戏之曰:‘英雄欺人每如此，不足信也。'”张弼草书的成就极高，但他宁愿说自己的诗胜过草书，李东阳说他是“英雄欺人”。的确，这恐怕是某些作家夸大其辞、突出自我的一种做法，时至今日依然可以看到。

与此相关联，批评家们也认识到，在作家所使用的各种文体中，往往会有一种居于优势地位，作家对它最为喜好，在这种文体上的创作成就也最突出，作家笔下其他文体都呈现出向这一文体靠近的趋势，从而造成文体面貌之间的相近。也就是说，能影响他者的文体，创作成就更高;受到影响的文体，创作成就则相对低一些，例如“子美长于诗，杂文似其诗。退之好为文，诗似其文”(李复《与侯谟秀才书》)。这种文体面貌的相似，在创作中似乎带有某种不自觉性，如“苏词如诗，秦诗如词，此盖意习所遣，自不觉耳”(程钜夫《题晴川乐府》)，“韦应物律诗似古，刘长卿古诗似律……亦因性所便，习而使之然耳”(《七修类稿》)。所谓“意习所遣”“习而使之然”，指的是受作家独有的创作个性、创作气质和审美趣味所驱动，自然流露出的某种创作倾向。例如苏轼个性洒脱旷达，诗风清雄，富于奇趣，词作呈现出类似诗的风格;而秦观个性多情，易于伤感，诗词风格都较为柔婉，诗也自然像词。说到底是作家的才性决定了他更适宜于写哪种文体，其笔下的其他文体就有可能向这一优势文体靠拢。

“诗人”“词人”等称谓的确立，代表了社会对于作家创作身份的认定。尽管有时这种认定并不完全符合作家本人意愿，但作品流传开来既成事实后，也就只好无奈地接受了。“柳耆卿为文甚多，皆不传于世，独以乐章脍炙人口”(《清波杂志》)。柳永以词名世，也因为词名太盛影响到了科举及第，其实他本来可以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避暑录话》云:“永亦善为他文辞，而偶先以是得名，始悔为己累，后改名三变，而终不能救。择术不可不慎。”

作家笔下各种文体创作水平不一致，但读者通常最关注的是他最擅长的文体，并很自然地据此将作家划入“诗人”“词人”或“散文家”的行列。获得这样的名号，当然并不意味着作家不从事其他文体的创作。刘辰翁《辛稼轩集序》中说:“稼轩胸中今古，止用资为词，非不能诗，不事此耳。”也就是说辛弃疾并非不会作诗，只是没有将诗作为个人的努力方向罢了。古人所说的“以诗名世”“以词名世”，就带有这方面的意味。苏轼《题张子野诗集后》云:“张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而世俗但称其歌词。”就认为张先的诗也非常高妙，但可惜诗名为词名所掩，故而不为世人所知。宋末诗人方岳也慨叹道:“山谷非无词，而诗掩词;淮海非无诗，而词掩诗。”(《跋陈平仲词》)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所标举的“今代词手”“秦七、黄九”，还未等宋朝结束，就已分属诗人和词人两个阵营。而时至今日的各种文学史论著中，还是视黄庭坚为诗人，视秦观为词人。清代李渔《闲情偶寄》中说:“人生有二技，一技稍粗，则为精者所隐;一术太长，则六艺皆通，悉为人所不道。”这是通达之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上述文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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