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思想观念对文学作品产生影响:从都邑赋创(2)

在儒学思想的影响下，都邑赋作家们也开始在赋中宣扬大一统思想，以体现汉王朝富强殷实的国力。这种思想体现在都邑赋内容中，就是对天子无上权威的颂扬和对王朝富庶景象、四方来朝场面的描写。

但是在建国之后的几十年中，赋学研究一度遇冷，发展缓慢。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赋学研究迎来了繁荣期，无论是赋的文献编辑整理，还是赋学研究，都空前活跃，研究范围逐渐扩大，赋学与文化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交叉研究，逐渐建立起完整的研究体系，但研究主要围绕赋史的整理、赋文本的校注、赋作家生平考据、及赋文本的文学艺术性等角度。

作家深厚的个人修养是都邑赋创作的基础。作家所具备的文学、史学和儒学方面的修养共同作用于都邑赋的创作。三者并不是针对都邑赋某一内容或者独立的体现在都邑赋某一部分的创作上，而是融合在一起，贯穿其创作始终。

徐干著《中论》阐述儒家思想;刘劭“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傅玄是西晋儒士的代表;高允则“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可见在都邑赋作家中，儒学之士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他们具备深厚的儒学修养，儒学在漫长的数百年中渗透了整个社会，文人在创作都邑赋时，儒家思想也就会自然流露到文学作品中。

都邑赋的崇礼思想还体现在所描写的各项活动中，如帝王朝觐、祭祀、郊祀、藉田、游猎等活动典礼的描述，赋作家对礼法活动的各个环节描写详细，如帝王仪仗，细化到服饰、车马规模;活动程序的每个步骤;举行活动的目的，强调这些活动合乎礼法、遵从伦理。当时的文人都是遵从礼法的，赋对于他们来说不仅仅是记录生活的文体，更是彰显礼法的工具，由此很注重赋得书写。

都邑赋作家中的很多人都是当世大儒，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经学家,如扬雄效《易经》作《太玄》，效《论语》作《法言》，班固所著的《白虎通德论》，是对两汉经学有重要意义的白虎观会议的总结，是当时经学主流思想的集大成之作，虽然不能说完全表达班固的经学观点，但至少反映了他的很多思想。

百家之学都被禁锢在儒学的思想统治之下，直到经历被称为文学自觉时代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才逐渐脱离儒学的控制，但仍然不能完全避免儒学思想对文学作品的渗透。两汉魏晋南北朝的都邑赋中随处可见儒学的影子。

都邑赋对都城地理位置的强调，都是对帝都皇权的彰显。赋中对天子君临四方的威仪和诸方来朝场面多有记述，这些言论都是对魏一统天下局面的维护，维护了动荡结束后西晋政权的合理性。

都邑赋中会强调都城位置的重要性，以此体现其独特不可替代。例如《西都赋》追述选址长安的缘由，除了先天地理优势，还强调了上天的旨意，《东京赋》表述选址洛阳也是周成王寻遍九州，用土圭测量日影，洛阳日影不长不短，是天之正中，四季风雨交会之地。

从西汉中期开始，统治者为加强中央集权，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时期设五经博士，专门传授《诗》、《书》、《礼》、《易》、《春秋》这五部儒家经典，汉宣帝时期更为细化和扩大。这一举措确立了儒学和儒学经典的权威地位，通晓儒家经典成为文人入世为官的主要条件，成为文人必修之学。

都邑赋从题材的选择上，就体现出儒学对赋作家们的影响，赋作家之所以选择都邑这一题材来描写，是它能最大程度的体现出国力强盛、天子威仪，这种意愿常常掩压了作者想要达到劝谏君王的目的。

由此，在分析都邑赋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创作此类赋的文人的个人修养，即深厚的文学修养，史学修养和儒学修养。都邑赋类型的出现及有关赋论的提出，足以证明创作者具有不俗的文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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